南方财经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子潇 深圳报道
2018年，小城高考状元陈以沫（化名）以省排前两千的高考位次信心满满地进入了一所财经211大学的金融专业， 梦想成为一名二级市场权益分析师。
今年夏天，他发现所在的财经211大学的提档线竟已掉出了省排1万名。他反思，学了这么多“马科维茨”分散投资，自己“高位站岗”了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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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过去的状元集中地，到滑落至投档线附近，经管类专业遇冷与资本市场的调整和人才供需不无关系。例如，截至8月15日，证券业协会公示的证券分析师已达到4467人，而沪深京三市的上市公司为5252家，证券分析师在数量上已经逼近了A股股票数量，此外还有不少助理分析师未正式登记。由于市场重点关注的上市公司仅占10%左右，对于行业龙头，针对一家公司出数十份研报的重复研究屡见不鲜，二级行研已是一片红海。
身处其中的金融“实习生”，则既面临传统金融“赛道”拥挤的压力，也有“理工科+金融”复合背景人才进入的挑战，更有ESG背景人才需求爆发式增长的吸引。
复兴门向东，著名的北京金融街上分布着众多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。硕士就读于“两财一贸”之一的小岚在金融街的一家公募已经实习了4个月，但刚刚被通知折戟于正式的暑期实习流程前。
“我硕士属于目标院校，但本科没有那么出彩，HR告诉我，我的第一学历在留用上会被卡。”小岚介绍，公司的HR告诉他，公司的hc（招聘名额）竞争激烈，多数竞争者都是硕士，因而对第一学历也有了较严格的限制。
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。清北复交人，美国常春藤，英国G5，港三新二，这些被业内认可的名校出身。但近年来，金融就业市场出现了一个新现象，比起最高学历，部分金融机构对应届生的第一学历有了更多要求，俗称“卡本科”。
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，2023年，北京市硕博毕业生超过16万人，本科毕业生约为13.6万人，硕博毕业生首次超过本科生。
在粤港澳大湾区，据记者粗略估算，仅清华经管深圳班、北大汇丰、“港三”、港中深、中山大学等，经管类硕士毕业生每年已逾5000人，作为头部院校优秀学子都有二级投研的入场券；而在需求端，广州、深圳地区的数十家公募和头部券商研究所，高质量金融岗每年仅有两三百个。
记者也观察到，在券商的实习岗位往年只要求硕士就读于985/QS100院校，近年已经提高到本硕985/QS50。“目标院校只是参考，不是保送，也不是一刀切。”一位金融行业猎头对记者说，“但门槛确实是水涨船高，顶级机构甚至只在四五所高校物色候选者。”
在此情况出现的新趋势是，相比纯金融出身，“理工科+金融”的复合背景如今略受青睐。
博士毕业于北京某顶级医学院的魏礼（化名），利用业余时间积累了两段医药赛道的行研实习。今年加入金融校招大军的他如鱼得水，顺利获得了多个医疗赛道的行研offer，最后选择入职了一家FA机构。
“对医学的多年深耕是我独特的优势，而诸如估值建模等金融领域的知识，刚接触时虽有困难，但我也已逐渐掌握。”魏礼对记者说道，“博士同学像我这样转型金融的极少，但比起在医院科室的工作，投资研究更符合我的个人兴趣。”
但如果将视角放大，根据Wind上的公开信息，经管类背景的基金经理仍占七成以上，尤其像食饮、家电、零售、地产、固收、利率、指数等更传统的赛道仍以金融学和经济学背景占据主流。
实际上，这一情况在一些新型尤为明显。近期，金融机构对ESG背景人才需求出现爆发式增长，争相布局ESG岗位，甚至不惜花费重金招聘。
二级市场中，从卖方机构跳槽至买方是常态，但如今情况却不一样了。
汀雨（化名）毕业于香港一所大学的金融专业，她原本坚信买方牌照代表信息差优势，于是放弃了一家中字头券商研究所的offer，入职了一家以固收产品著称的百亿私募，但在2022年四季度，由于公司战略调整，整个权益投研条线被取消，在当时的二级私募行业内也引起了不小震动。
拥有一年买方经验的汀雨，在尝试重回卖方时却屡次碰壁，很多研究所的首席表示，私募并不适合作为小雨的第一份职业，因为很多“小买方”缺乏成熟的研究体系，导致她的观点放在卖方研报内缺乏新意。
最终，经历了3个月的高强度撰写研报的无报酬“考核”后，汀雨艰难地入职了一家券商的新财富组。
从买方到卖方的人才回流，源自证券业营收逻辑的变化。
“买方没业绩并不好待，回卖方可以做个首席。”一位公募专户部的投资经理向记者透露，不少前同事从公募回到了券商，因为在买方除非是规模庞大或业绩逆天，个人上限与平台销售能力关系很大。换句话说，销售渠道开始倒逼投研线，去布局销量更好的产品。
7月份，证监会的公募基金费率改革落地，截至8月10日，已经有60家公募基金官宣降低管理费，预计会造成公募行研利润的下滑，后续可能会导致研究所分仓佣金的下降。证券分析师行业或许会迎来尾部出清，研报的平均质量或因此有所提升。
过去作为校招“备选项”的银行岗位等在应届生眼里也逐渐升温。
赵楚（化名）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，经过了长达一年多段实习后，拿到了某家拥有顶流基金经理的四字公募基金的投研offer，但他最终却选择了股份制银行总行的管培岗。
“虽然‘卷’赢了，但还是很难适应公募的内部生态。”赵楚说，在权衡了稳定性、性价比等因素后，他最终选择了商业银行这个更为传统的行业。
同样出身名校的史芊（化名）也放弃了公募基金的中台offer，选择进入家乡的监管机构。史芊表示，其实成功留用来之不易，她是凭借长期实习打破了公司在性别上的偏好，被破格录用的，但权衡再三，她还是放弃了压力更大的一线城市。
根据2023届北大汇丰就业报告，硕士去往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占比为17%，去年数据仅12%；进入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的超过20%，去年数据仅10%，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应届生的择业变化。
总体来说，选择进入市场化金融机构的应届生占比明显下降，进入银行、政府机关等常人认为更“稳定”的机构的占比有所上升，薪资待遇不再是唯一考量，地域偏好、行业前景、工作压力、职业稳定性的权重越来越大。
顺利毕业大学生来说是重中之重，而“延毕”则是梦魇和不光彩的印记。但近年来，主动延毕却成为慢就业趋势下的一个选择，尤其是金融行业。
“本来打算一年毕业无缝衔接职场，但靠一次秋招上岸难度很大。”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小娜对记者说。与很多港校同学一样，小娜选择了在深圳租房，平时深港通勤赴港上课，无课时在深实习。在复杂的形势下，小娜选择了“一年掰成三年学”，通过调整课程模块，2021年8月入学的她，选择在2023年12月份毕业，因此求职时间线与三年制研究生几乎无异。“选两年半毕业，为的是利用在校生身份积累更多的实习经历。”小娜笑着说，“并且部分企业对应届的界定较为灵活，我能拥有两次秋招的机会，在容错率上优势很大。”
“两年学制实在是太赶了，必要的话我不排斥主动延毕一年。”在北京国贸实习的何苍（化名）也向记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。“在过去年份，学院辅导员都会督促我们按时毕业，但在今年的形势下却一反常态，不再多置一言。”小苍就读于内地top2高校的商业分析专业，今年有多名同学提交了主动延毕的申请。“其实凭借学校的声誉和资源，大家并不是没有offer，只是对比预期有些落差，想以时间换空间。”小苍解释道。
在选择主动延毕的金融学子中，大多想通过长期多份的实习来为简历“镀金”，但金融机构因人才和岗位的供大于求，在招聘上也更加注重“掐尖”，优中选优。
据了解，非银金融机构在招聘流程上常需要数个月的实习考核。不论是“宽进严出”模式，还是“严进宽出”模式，更长的实习期，意味着金融机构可以甄选更多优秀的候选人。
“这我现在实习机构的风格是滚动招聘，2个月的实习期结束后并不能收到明确的答复。”在一家top5公募基金互金部实习的小戎透露，从去年到现在，公司已招了超过6批实习生，最早是日常实习生，到暑期实习生，他们仍需要通过继续实习来和后面的秋招甚至春招实习生继续竞争，如此滚雪球式的考核模式导致实习生的数量越来越多，甚至与部门正式员工达到了一比一。而这样的长期实习考核模式，对应届生的毅力和抗压能力是一个考验。
在另一家非货规模在前十五的公募实习的白瑾表示，她参与的营销策划岗暑期实习，成为实习生的门槛较高，但理论上是等额实习，属于严进宽出。“我希望在这两个月内完成更出彩的课题，争取在考核答辩后能立即签约。”小瑾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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